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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中国公益律师先行者(图)

http://www.chinesecio.com 2010年10月13日 10:30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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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妇会上,第一次听到“NGO”这个词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市北四环的一处公寓内,推门进去,感觉温馨得像进了“家”,坐在记者对面的郭建梅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处理中心的事务,风风火火,快人快语,聪明而大气。

郭建梅说,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对她个人的成长更是一座里程碑。当时的她,正在一家杂志社当记者,本来只安排去采访一天,但到了怀柔会场,她一下被迷住了:会上大家对妇女权益的高度关注,那种激情涌动的环境,让她感觉仿佛到了精神徜徉的海洋。她打电话告诉主编:“我必须在这儿待着,您这个月不给我发工资都行。”第一次听到NGO(民间非政府组织)、法律援助、家庭暴力、性骚扰这些词,她仿佛一下被“激活”了,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茫然一扫而光,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中国创办一家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机构。3个月后,她辞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的一员。

郭建梅说,这次选择与她的性情、个性有关。她说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社会上许多人会把NGO人称为“疯子”,因为他们的特点是富有梦想、充满激情,干的是可为而不能为的事情。

倾心于这项事业,更与她的经历有关。郭建梅说,她的老家在河南农村,是一个典型的严重的男权文化家庭,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姥姥因为连生了两个女儿被休出家门,只好改嫁给北京最下层的一个工人,因为收入低,姥姥白天给人当保姆,晚上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永远都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童年的经历让郭建梅天然的情感指针偏向了女性。

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正赶上1989年全国人大讨论《妇女权益保障法》,郭建梅作为起草组办公室负责人,陪同民政部、全国妇联等国家有关部门人员及起草组专家,走访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写了有关妇女权益的文章20多万字,亲自经历、见证、反思中国妇女生存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妇女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些经历就像土壤一样孕育了她的抉择,使她一个猛子扎进去,再也没出来。

走出焦虑,破蛹化蝶的精神涅槃

郭建梅用20个字总结公益律师的工作:激情燃烧、透支健康、承担责任、不被理解、担当风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援助”在中国还是个新词。包括郭建梅在内的4名专职律师挤在北京中关村地下旅馆的两间房里,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虽然一开始她就预见到公益律师的道路会存在很多困难,但郭建梅发现自己还是太乐观了。

她至今记得中心成立初期,她办理的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一位江苏妇女在儿子被人打死后到北京上访,谁知说法没讨到,却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也被摘除。虽然交管局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但其所属的企业却只赔了3万元。心灰意冷的那位江苏妇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中心。

第一次见面,郭建梅就呆住了,眼前这个女人浑身散发着臭味,发炎的眼窝因无钱医治向外流着脓。郭建梅带她去起诉,法官捏着鼻子将她们赶出办公室,一边还问:“你是律师吗?你怎么给这种人代理?是找不来案子吧?”这让郭建梅觉得受到了侮辱。开庭前,郭建梅洋洋洒洒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写到连自己都感动了,却压根没有宣读的机会,就连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噎了回去。那场官司,郭建梅完败而归,一出法院大门,她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看不到任何光亮的败诉、再败诉,使工作成了煎熬。在她离职几个月后,原来的领导和同事请她吃饭,看到憔悴的她,当场表示要把她调回去,她说自己不能这样回去,因为她不服!

郭建梅告诉记者,商业律师只是律师,但公益律师的角色就像是当事人,公益律师要和当事人一样遭白眼、受歧视,和他们一样伤心、流眼泪。

就这样,两年下来,中心仅有的4名专职成员为求助者提供了近万次的法律咨询,办理了140多个案子。中心的知名度打开了,社会的美誉度更令人欣慰,这时郭建梅开始问自己:中国这么大,需要帮助的妇女这么多,我们浑身是铁又能打出几个钉?于是,中心提出了“大”法律援助的理念,并以典型性、代表性作为受理案件的重要标准,使中心的影响力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迅速提高。

但大案、要案办理起来耗心、耗力、耗时,2001年,一直乐观、坚强、特别能吃苦的郭建梅突然间变得哭哭啼啼,到处诉苦。大学同学聚会,大家都问:“你缺案源吗?”他们似乎觉得郭建梅是能力不够才去做公益律师。郭建梅也问自己:“我不是精英,不是斗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人,我干吗呀?”她觉得委屈,觉得苦。在中心的5周年庆典上,她上台发言,本想鼓舞士气,结果自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朋友劝她看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医生开了4个月药量,强令她回家休息。“我一边吃药,一边写日记,就想,这条路是不是自己选的,这工作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这项事业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回答都是‘是’。很多人说我做公益律师是因为没能力挣钱,说我傻,说我做秀,是为了名利。我认了!我就是有病、做秀,就是要推动公益律师这条路!”

在法律援助的路上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心中的结解开了,郭建梅也完成了在精神上破蛹化蝶的涅槃,她告诉记者:“不出意外,我不会再焦虑,因为我不会再对这个事业画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