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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学术之路(图)

http://www.chinesecio.com 2009年10月03日 13:00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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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并且是第一位享有世界名望的中国考古学家。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李济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及其后殷墟发掘资料的研究和出版。正是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确立了殷商文明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并为它向史前的延伸、为中国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李济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这对他的考古学成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学术之路: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

1896年出生的李济,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获得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一年后得到心理学文学士资格。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在写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过程中,涉猎了许多人类学的著作。在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当时他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留学生。

李济发表在《中国留学生月刊》上的文章《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引起了哲学家罗素很大的关注,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引证了李济文章中的两段话。李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经过数年的修改,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作为专著正式出版。

1923年夏,李济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夏季以后担任了文科主任,并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被称为“五星聚奎”。李济本已在南开担任两年教授,但由于他还要参加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在中国考古发掘队的工作,不能按教授的要求“常川驻院”,故“暂任讲师”。他讲授了“人文学”(当时对人种学或民族学的译法)、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等课程;指导学科范围为“中国人种考”。他还兼任历史系教授,并从1926年第一学期起担任国学研究院和历史系合办的考古学陈列室主任。

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考古事业和现代考古学发轫的标志,李济因此而获得“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和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组长,翻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李济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通过殷墟遗址的发掘,发掘出来大批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并加以科学的裁判;对出土的大量实物,与早期的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实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又有部分,可以与晚期即殷以后周秦历史期间的实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说,殷墟的发掘,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提出“史家四境界”说

李济不仅在考古学领域取得重大建树,还对史学家应追求的境界进行了系统总结。

第一个境界:他主张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来建设中国的历史学,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点,也是一个搜求历史资料的新路线。由此出发达到的第一个境界就是:“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遍地都是黄金,只要有人拣”;“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史料出来”。李济说,从一堆枯骨、一片碎陶到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最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

第二个境界:“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应该以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因为从废墟中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自己亲眼看见的资料更可信赖,自己找到的更有研究兴趣。

第三个境界:“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他认为,史学家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处理真材料,如何安排真材料需要职业上的胆量。原始资料遇到有勇气的人,才可以相得相辅。

第四个境界,就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李济认为,用作证据的材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对于一切研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工作者来说,这里所提的境界观,实不亚于当年王静安先生为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指出的三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