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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http://www.chinesecio.com 2009年09月27日 15:27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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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
冯友兰

作为20世纪同龄人,冯友兰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上世纪90年代完成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同辈学人中极为鲜见。与此同时,对于冯友兰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颇富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展示着其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冯友兰先生(1895-1990)离开我们已经将近20年了。他是我国20世纪极为重要、极有影响,也颇富争议的一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于他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或在身后,都褒贬不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本文拟通过阐述冯友兰的“三史”、“六书”、“一序”的学术价值及出版经历,以期展示他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冯友兰在晚年曾经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用以自勉,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旧邦”、“新命”之语,出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且反复解释: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2、404页)为总结一生,他还拟一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里所说的“三史”,显然是指《中国哲学史》(两卷)、《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而“贞元六书”指他抗日战争期间“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三史”和“六书”从内容上看,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们是冯友兰实践“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主要论著。“一序”指《三松堂自序》,实际是他的自传,是研究他的学术经历的重要依据。

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早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他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该书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大段落。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到1934年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齐。诚然,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胡适已经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出版。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仅写到先秦时期并不完整,用的是“汉学”的方法,重考据;冯的《中国哲学史》用的是“宋学”的方法,重义理。书中多有创见,特别是关于把名辩者分为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和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两派的主张,以及把程颢、程颐两兄弟分别界定为:程颢是“心学”之先驱,程颐是“理学”之先驱,等等。

冯著《中国哲学史》不仅在当时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而且至今仍然备受赞扬。例如,张世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他194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用英文写的。先后有两种中文译本,一为涂又光译,于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为赵复三译,于2005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简史》并非《中国哲学史》之缩写本,而是在他写了“贞元六书”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写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冯友兰讲学欧美,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数十个国家,其学术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据单纯回忆,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实说冯友兰》,第291页)